公民行動方案推動現況

記中國四川成都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

作者：陳端峰老師（新北市秀朗國小老師、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執行委員）

中國主辦的2012年學校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選在有「國際花園城市」之稱的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辦理。會議共舉行兩天（11月2日、3日），出席會議的人員除了中國各省代表外，也邀請了美國及台灣兩地的代表參加，約400多人。筆者代表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出席此次會議，並在會議中發表專題報告，題目為：臺灣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推動現況—以縣市人權教育輔導團及國民小學實施為例，見附件(pdf檔案)。
 
11月1日抵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已經是晚上10點多，步出機場，感覺有點涼意。放眼望去，四周的建築物及樹木壟罩在一片霧氣之中，接機的兩位工作人員聲稱這應該不是霧，而是空氣汙染的「霾」，心中才恍然大悟。
 
中國在幾年前，還不能公開談論公民教育，政府認為公民教育是暴民教育，但是在中國領導人認為應該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後，情勢急轉直下，教育界開始思索如何推動公民教育。這次會議題的主題，聚焦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所出版的公民行動方案的教學經驗交流。從中國各省代表發表的論文及專家座談內容發現，對岸是希望從現有國小的「品德與社會」、國中的「思想品德」、高中的「思想政治」以及三個學習階段都有的「綜合實踐」課程中進行公民教育。換言之，公民教育的教學是放在「德育」課程，以及透過強調實踐、探索和創新的「綜合實踐」課程中進行。多個省分是以美國公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作為推動公民教育的教材。
 
此次會議中印象最深刻，是北京師範大學公民與道德研究中心主任檀傳寶教授的發言。他提到師生關係的重建，教師必須改掉上對下的封建思想，要和學生立於平等地位，進行溝通；訂定規範學生的規則，則要讓學生參與討論，並且共同制定；給學生有機會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他用到臺灣參訪時聽到的一個例子說明。他說：「台北市的一所小學，學生要求校長將廁所的門加高，使學生上廁所時，不會被別人看到，以落實隱私權的保障。」
 
教師站在與學生平等的地位進行溝通，就是讓學生學習「講道理」以及保障學生「意見表達」的權利；讓學生參與規則的討論與制定，即是民主法治精神的體現；給學生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就是讓學生學習做決定，尊重學生的權利主體性以及重視隱私權的保障。
 
會後與檀教授閒聊，知道他在幾年前就已經獲得台北律師公會所出版的「民主基礎系列教材」（Foundations of Democracy），也許他演講內容的靈感，就是來自這套教材。會議中也安排了成都市溫江區學校公民教育（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聽證會展示。展示會場設在主會場幾百公尺外的溫江第二中學，與會人員步行到會場觀摩，沿途對街有幾所大學及才藝學校，建築獨特亮麗。展示的班級有10個班級，年級從小學4年級到高中3年級，參加展示的學校則有9所。研究主題的範疇，從校園到社區都有，例如：校園面積小容易形成安全隱憂的問題研究、關於車輛亂停亂放問題的研究、溫江區機動三輪車非法運營問題研究……等。學生發表時，口條清晰，態度落落大方，而聽證會中較特殊的地方，是邀請了負責研究問題相關業務的政府官員（交通大隊的官員）到現場。他們聽取學生的研究報告並提出問題，如此一來，可以讓學生與政府官員面對面溝通，讓政府官員知道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了解學生所提出的政策方案。
 
美國公民教育中心講者，談到美國公民教育課程的設置，覺得學生學習公民教育的時間太晚，在高三的時候才有公民教育課程，但是高中畢業後不久就擁有投票權。認為應該早一點進行公民教育的教學，而且課程內容的設計，強調學生不應該只是工具，應該要不斷參與，要進行問卷，在與社區成員互動中進行學習，讓學生學會思考什麼是好的政策，怎樣才是好的候選人。同時提到公民教育課程教師品質的重要性，覺得高質量的教師很重要，公民行動方案師資的培訓應該非一天而已。這一點建議，值得我們在規劃公民及法治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及進行培訓時參考。
 
第二天會議中午休息時間，接受一家NGO雜誌社—「教育家」（每期發行量一萬餘冊）的記者採訪。首先，他們很好奇的詢問，為什麼臺灣的民眾會自動的排隊上公車及搭乘捷運，是怎樣做到的（如何透過公民教育達到）？民眾自動排隊上公車及搭乘捷運；搭乘捷運電扶梯時自動靠右，讓出左邊，給走電扶梯的人使用，這些已經成為大家的習慣，在中國人士看來這是公民教育成功的範例。我們回答：「因為大家覺得這樣是好的，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這樣做。」也許是學校教師教育學生的結果，也可能是捷運及公車的班次很密集頻繁所致，或是大家有秩序地排隊的氛圍，讓大家去遵守這項規則。
 
其實在早期的臺灣，民眾也不是這樣很遵守規矩，是到了最近這一、二十年來，大家才養成這樣的好習慣。可見公民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樣，它的成效是需要等待的，不是一蹴可幾，尤其是學習成效需要經過內化之後，再外顯在行為上的教學。
 
其次，談到基金會採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的教材的原因，介紹基金會除了出版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外，也翻譯出版了一系列「民主基礎系列教材」（Foundations of Democracy），以取代90年代官方所出版，內容偏重記憶，強調行為可能構成何種犯罪的法治教育教材。他們感嘆的說：「縱使這些學生具備了公民行動方案中的能力，卻沒有機會在中國社會中運用。」鼓勵他們，當學生具備了一定的公民素養後，遇到機會來了，就可能促成社會的改造。

此次會議，聽聞幾位出席人員的發言，發現兩岸的社會遇到許多相同的問題。例如：升學主義掛帥（中國社會稱之為應試教育），一切教學以應付升學考試為重，忽視考試以外課程的重要性；大量的學習內容，使得學生學習動機很快就耗盡；少子化的社會及一胎化政策，導致父母親對小孩的過於寵愛，在下一代的身上，已經看不到上一代的勤奮與挫折容忍力，這些問題都考驗著兩岸政府教育當局的智慧與決心，也是公民行動方案非常好的研究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