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論壇

時報 A13/時論廣場 2009/03/03
《我見我思》漢娜．鄂蘭的情人

【吳典蓉】
　　有名的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曾說，所有要從凱因斯和熊彼得二人多彩多姿的性生活，來推斷其經濟學主張的嘗試，終將歸於失敗。
　　確實，研究凱因斯「一般理論」的人，不用了解他在劍橋大學時，那段轟轟烈烈的同性戀情史。但是，其他的人文學科可就沒有這樣的運氣了；尤其是，當你有興趣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是一個猶太女人，而她的情人海德格不但是德國重要哲學家，而且還曾經親納粹、反猶太。
　　《為愛朗讀》這部電影引起各界注意，每一篇評論都無可避免的，是某種形式的「向漢娜．鄂蘭致敬」；尤其是，從廿世紀末的南斯拉夫、盧安達的大屠殺經驗，只要是任何正常的人可以在一夕之間轉變成大屠殺的凶手，有人說，我們還活在漢娜．鄂蘭的世界。
　　一九六一年，鄂蘭採訪納粹高級將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她最大的創見是，廿世紀上半部最殘酷的大屠殺，不一定是因為殺人魔王、或是惡質的意識形態。令人困擾的是，艾希曼這樣很「平庸」、但缺乏思考能力者，竟成為「惡的代理人」。她為文出書後，猶太社群卻質疑這是為艾希曼這樣的納粹脫罪，鄂蘭變成猶太人的頭號敵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成為廿世紀最受爭議的一本書。
　　五十年後來看，「惡的庸常性」幾已變成常識；在我們日常經驗中，官僚的「缺乏思考能力」，並不少見。例如，在民進黨時代大力動用各種政府資源推入聯公投的官員，很可能就在國民黨時代反台獨。這種轉換如此容易，如鄂蘭說的，「就好像改變餐桌禮儀一樣」。
　　只是，在平庸的人為惡之前，要經過怎樣的意識形態鋪陳和政治煽動；如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所說，鄂蘭可能太輕忽反猶太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月十二日的《紐約客》一篇書評中，更批評鄂蘭，就是因為她無條件的支持海德格，才錯失了分析海德格思想和德國反動氛圍如何互相影響的機會。而鄂蘭應是最有能力進行這個工作的知識分子。
　　鄂蘭對海德格長達半世紀的深情，我很想以「聰明女人做蠢事」視之；反正，熱戀的人在他人眼中總是異常的。不過，兩人的感情糾葛卻一路綿延到政治哲學、倫理學、行動理論，看來，要了解廿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必須先從鄂蘭的情書開始。

邪惡真的「庸常」嗎？
2009-02-27 中國時報 【吳乃德】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 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會長）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 ... 58,00.html

時報 A11/時論廣場 2009/03/09
《我見我思》當你愛的人犯罪

【吳典蓉】
　　如果說，看一本書是和作者對話；同時看兩本書，有時候就如同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雙重奏。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讓漢娜．鄂蘭備受「習於責怪受害者（猶太人）」的批評，但是，我讀該書的感受，卻完全不是如此，事實上，鄂蘭極度看不起艾希曼，她描寫艾希曼有一次到惡名昭彰的奧斯威新集中營看一位猶太社團領導人，這位社團領導人過去協助艾希曼處理驅逐猶太人工作，因此艾希曼願意幫助他，但是對於將他救出集中營的要求，艾希曼表示愛莫能助，這位猶太領袖再要求是否能不要勞動，艾希曼安排讓他能偶爾坐下來休息，艾希曼形容，猶太領袖顯得很愉快、很滿意這個安排。當然，絕無例外，這個猶太領袖在六個禮拜後被槍殺。
　　在鄂蘭筆下的艾希曼，雖然不是傳統的大惡魔，但是形容陰森、萎瑣而且無感。可是，到了《為愛朗讀》，鬼魂般的艾希曼，卻搖身一變成為有血有肉的女人，透過男主角麥克的回憶，我們熟悉韓娜身體的每一吋曲線，不同時刻身上的氣味，我們感受到麥克的依戀和背叛。
　　但是，如此鮮活的身影，能免除韓娜見死不救任由集中營囚犯燒死的罪嗎？漢娜．鄂蘭不認同集體罪惡、或「螺絲釘無能為力」的理論，她相信，即使在納粹這樣的集權體制，人們是有選擇的，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納粹時期的官員因抗命受到處分，因此，鄂蘭認為，法庭審判的好處是，坐在那裡受審的，可不是體制、歷史潮流或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有名有姓、曾經有選擇能力的官僚艾希曼。
　　但是，不識字的漢娜，她有什麼選擇，這就是《為愛朗讀》的悲劇性之所在，她捨棄西門子、選擇不必閱讀的集中營警衛工作，在法庭上，又為了隱藏不識字這個小缺點，卻承擔了所有的罪。當她反問法官，「換做你要怎麼辦」時，竟成為法庭在受審!漢娜．鄂蘭心目中可以明辨善惡的法庭，面對漢娜這樣的特殊個案，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刻。
　　法庭無能處理的，麥克更無法面對，如鄂蘭所說，像麥克這樣「沒有具體為惡卻有罪惡感，就像實際上犯罪但沒有罪惡感一樣，都是錯的」。
　　但是，對麥克而言，「他應該為愛上一名罪犯而有罪」，只因為愛，麥克最後選擇承擔罪與罰，他願為她朗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質問一個道德完全崩壞的時代，《為愛朗讀》則用愛給了答案。

benandres1 02/03/2009 05:17 PM
Report In the novel of the movie, some of the suggested reading is Hannah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Now that I learn about that philosophy and criticism work, the entire movie seems based on the exact same circumstances. In the book Arendt critiques Eichmann, who also is hired to choose which people must die, and demonstrated who anyone is capable of making those decisions mindlessly. 'The banality of evil,' she says.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Winslet's character shares the same name, as if the writer Schlink says that, if evil is so everyday, even Hannah the philosopher c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s.

http://www.charlierose.com/view/interview/9879

當你愛的人犯罪
2009-03-11 19:12 ｜迴響：1｜點閱：141

　



　如果說，看一本書是和作者對話；同時看兩本書，有時候就如同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雙重奏。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讓漢娜．鄂蘭備受﹁習於責怪受害者(猶太人)﹂的批評，但是，我讀該書的感受，卻完全不是如此，事實上，鄂蘭極度看不起艾希曼，她描寫艾希曼有一次到惡名昭彰的奧斯威新集中營看一位猶太社團領導人，這位社團領導人過去協助艾希曼處理驅逐猶太人工作，因此艾希曼願意幫助他，但是對於將他救出集中營的要求，艾希曼表示愛莫能助，這位猶太領袖再要求是否能不要勞動，艾希曼安排讓他能偶爾坐下來休息，艾希曼形容，猶太領袖顯得很愉快、很滿意這個安排。當然，絕無例外，這個猶太領袖在六個禮拜後被槍殺。

　

　艾希曼認為自己並不恨猶太人，法官認為這是謊言，因為，各方面都顯得很「正常」的艾希曼，怎麼可能不了解自己的罪行；但是，鄂蘭認為，艾希曼就像多數的德國人一樣，活在自我欺騙的世界，自知說謊的人，至少還會良心不安，但是艾希曼早就失去思考、及從他人角度看問題的能力，因此，一個「正常」人，最後會作出恐怖的罪行。



　在鄂蘭筆下的艾希曼，雖然不是傳統的大惡魔，但是形容陰森、萎瑣而且無感。可是，到了《為愛朗讀》，鬼魂般的艾希曼，卻搖身一變成為有血有肉的女人，透過男主角麥克的回憶，我們熟悉韓娜身體的每一吋曲線，不同時刻身上的氣味，我們感受到麥克的依戀和背叛。



　但是，如此鮮活的身影，能免除韓娜見死不救任由集中營囚犯燒死的罪嗎? 漢娜．鄂蘭不認同集體罪惡、或﹁螺絲釘無能為力﹂的理論，她相信，即使在納粹這樣的集權體制，人們是有選擇的，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納粹時期的官員因抗命受到處分，因此，鄂蘭認為，法庭審判的好處是，坐在那裡受審的，可不是體制、歷史潮流或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有名有姓、曾經有選擇能力的官僚艾希曼。

　

但是，不識字的漢娜，她有什麼選擇，這就是《為愛朗讀》的悲劇性之所在，她捨棄西門子、選擇不必閱讀的集中營警衛工作，在法庭上，又為了隱藏不識字這個這個小缺點，卻承擔了所有的罪。當她反問法官，﹁換作你要怎麼辦﹂時，竟成為法庭在受審!漢娜．鄂蘭心目中可以明辨善惡的法庭，面對漢娜這樣的特殊個案，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刻。



　法庭無能處理的，麥克更無法面對，如鄂蘭所說，像麥克這樣「沒有具體為惡卻有罪惡感，就像實際上犯罪但沒有罪惡感一樣，都是錯的」，麥克也許不必為了自己沒作的事有罪惡感，但是，「他應該為愛上一名罪犯而有罪」，他承認，多數的德國人，都很難面對過去那個恐怖的時代，但是，對他尤其困難，因為他愛漢娜。



只因為愛，麥克最後選擇承擔罪與罰，他願為她朗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質問一個道德完全崩壞的時代，《為愛朗讀》則用愛給了答案。



(本文原刊於三月九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原文有字數限制，此稿稍作調整)


http://blog.chinatimes.com/tess555/arch ... =true#Post

作者： 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
書名： 朗讀者（Der Vorleser）（中文版：我願意為你朗讀）
出版社： Diogenes Verlag AG, 1995（中文版，皇冠：2000）


「朗讀者」書評 林雪芳（2009/2）

作者徐林克，1944年出生於德國Bielefeld，在海德堡成長受教育。1982年起即在德國各大學任教，目前是德國柏林Humboldt大學的法律系教授。1987年至2005年間擔任德國北萊茵-西發里亞邦（Nordrhein-Westfalen）憲法法庭在敏斯特（Münster）的法官。
「朗讀者」是一本以愛情為背景的政治小說。以一段不完整的愛情故事作引子，以舊情人像徵納粹經驗，作者深入剖析戰後這一代德國人對納粹罪行的反省以及對上一代的複雜情結。

本文只由轉型正義角度評論，不求全面觀照
有關轉型正義的議題諸如加害者、被害者、第三者、代間關係、罪行、審判正義、認罪、寬恕以及和解等本書一應俱全。一般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多半聚焦於公共領域，本書則追本溯源從私的角度、從私的感情出發，讓讀者深刻體驗到：純粹公共領域內的轉型正義雖是法相莊嚴，但如果未能有私的感情與之應對，這樣的轉型正義終歸只落於形式，即使其中已包括審判、認罪、寬恕、和解一連串過程。

顛覆傳統的納粹形象
傳統的納粹形象皆是男性。一類是瘋狂教主（Hitler），一類是著魔的知識菁英（Goebbels），一類是忠於執行命令的白領（Eichmann），一類是虐待狂兼暴力狂的納粹獄卒。本書的女主角Hannah卻顛覆此傳統形象，是女性、文盲、既流浪又流亡、出身羅馬尼亞的德裔少數民族（該德裔少數民族地區德文稱作Siebenbürger）、父母兄弟姐妹不詳。一言以蔽之，是個「弱勢」。

司法審判的正義侷限
就法論法，實際上Hannah是一冤案。戰後早期關於納粹歷史的處理不論是司法的還是行政的（denazification/Entnazifizierung），缺誤甚多，早有公評。否認罪行的、推拒責任的、無良心顧忌的、社經地位良好的、司法資源豐富的於法庭常居優勢。像Hannah這樣照實敘述，不否認犯行的、不推拒責任的、良心猶未盡泯的、弱勢的、司法資源薄弱的，則於法庭常居劣勢。Hannah本人也否定了司法還原真相的能力，更別說伸張正義了。在此意義下，Hannah的案子，與其說是特例，不如說是常態：社會資源優劣常再現於法庭且誠實往往不是法庭上最有利的策略。

雖然如此，審判畢竟終止了文盲和無知。在監禁（不自由）的環境下，Hannah終於克服了知識上和道德上的文盲。她終於識字，也開始盡其所能深入瞭解Holocaust，最後她以自己的良心判了自己的罪。這是非常現代德國式的弔詭，因為戰後德國就是在這種自我禁錮的心智環境下，開創了有史以來最全面最徹底的有關轉型正義的反省。在司法不公，個人的公共尊嚴被踐踏，人身不自由的環境下，Hannah達到了公共領域意義下轉型正義的重要目標：一個加害者認識了歷史，瞭解個人的罪行，發現自己的良心，承認並懺悔自己的罪行，祈求被害者的原諒並做出象徵性的賠償。

文盲象徵無知
Innocent 既表達無知也意謂無辜，代表的是一種前知識，甚至前良知的狀態。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前提，司法和正義都將不可能。對於Hannah心智之源的知識端與良心之源的善端，作者早有伏筆。一方面作者多處表現Hannah對別人為她朗讀文學作品的高度興趣乃至需求，甚至在集中營裡她都會安排女囚為她朗讀。朗讀的內容包括「戰爭與和平」和「奧迪賽」如此古典龐大複雜又遙遠的鉅作。這表示，Hannah的知識之心早已存在。Hannah良心的善端沒呈現得那麼明白，她在法庭上的矛盾與躊躇卻正源於她本然道德上的牽絆，良心之善端也正發源於此牽絆。作者佈置Hannah心智與良心的端契，正反映了作者肯定人性的基本立場。文盲作為象徵既可以克服，對個人而言，加害者的救贖乃成為可能，更廣義而言，司法與正義都將成為可能。

從公共領域的轉型正義到私領域的感情復甦...

http://www.taiwantrc.org/read_book.php?inde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