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動方案推動現況

記中國四川成都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

作者:陳端峰老師(新北市秀朗國小老師、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執行委員)

中國主辦的2012年學校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選在有「國際花園城市」之稱的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辦理。會議共舉行兩天(11月2日、3日),出席會議的人員除了中國各省代表外,也邀請了美國及台灣兩地的代表參加,約400多人。筆者代表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出席此次會議,並在會議中發表專題報告,題目為:臺灣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推動現況—以縣市人權教育輔導團及國民小學實施為例,見附件(pdf檔案)。
 
11月1日抵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已經是晚上10點多,步出機場,感覺有點涼意。放眼望去,四周的建築物及樹木壟罩在一片霧氣之中,接機的兩位工作人員聲稱這應該不是霧,而是空氣汙染的「霾」,心中才恍然大悟。
 
中國在幾年前,還不能公開談論公民教育,政府認為公民教育是暴民教育,但是在中國領導人認為應該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後,情勢急轉直下,教育界開始思索如何推動公民教育。這次會議題的主題,聚焦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所出版的公民行動方案的教學經驗交流。從中國各省代表發表的論文及專家座談內容發現,對岸是希望從現有國小的「品德與社會」、國中的「思想品德」、高中的「思想政治」以及三個學習階段都有的「綜合實踐」課程中進行公民教育。換言之,公民教育的教學是放在「德育」課程,以及透過強調實踐、探索和創新的「綜合實踐」課程中進行。多個省分是以美國公民教育中心出版的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作為推動公民教育的教材。
 
此次會議中印象最深刻,是北京師範大學公民與道德研究中心主任檀傳寶教授的發言。他提到師生關係的重建,教師必須改掉上對下的封建思想,要和學生立於平等地位,進行溝通;訂定規範學生的規則,則要讓學生參與討論,並且共同制定;給學生有機會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他用到臺灣參訪時聽到的一個例子說明。他說:「台北市的一所小學,學生要求校長將廁所的門加高,使學生上廁所時,不會被別人看到,以落實隱私權的保障。」
 
教師站在與學生平等的地位進行溝通,就是讓學生學習「講道理」以及保障學生「意見表達」的權利;讓學生參與規則的討論與制定,即是民主法治精神的體現;給學生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就是讓學生學習做決定,尊重學生的權利主體性以及重視隱私權的保障。
 
會後與檀教授閒聊,知道他在幾年前就已經獲得台北律師公會所出版的「民主基礎系列教材」(Foundations of Democracy),也許他演講內容的靈感,就是來自這套教材。會議中也安排了成都市溫江區學校公民教育(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聽證會展示。展示會場設在主會場幾百公尺外的溫江第二中學,與會人員步行到會場觀摩,沿途對街有幾所大學及才藝學校,建築獨特亮麗。展示的班級有10個班級,年級從小學4年級到高中3年級,參加展示的學校則有9所。研究主題的範疇,從校園到社區都有,例如:校園面積小容易形成安全隱憂的問題研究、關於車輛亂停亂放問題的研究、溫江區機動三輪車非法運營問題研究……等。學生發表時,口條清晰,態度落落大方,而聽證會中較特殊的地方,是邀請了負責研究問題相關業務的政府官員(交通大隊的官員)到現場。他們聽取學生的研究報告並提出問題,如此一來,可以讓學生與政府官員面對面溝通,讓政府官員知道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了解學生所提出的政策方案。
 
美國公民教育中心講者,談到美國公民教育課程的設置,覺得學生學習公民教育的時間太晚,在高三的時候才有公民教育課程,但是高中畢業後不久就擁有投票權。認為應該早一點進行公民教育的教學,而且課程內容的設計,強調學生不應該只是工具,應該要不斷參與,要進行問卷,在與社區成員互動中進行學習,讓學生學會思考什麼是好的政策,怎樣才是好的候選人。同時提到公民教育課程教師品質的重要性,覺得高質量的教師很重要,公民行動方案師資的培訓應該非一天而已。這一點建議,值得我們在規劃公民及法治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及進行培訓時參考。
 
第二天會議中午休息時間,接受一家NGO雜誌社—「教育家」(每期發行量一萬餘冊)的記者採訪。首先,他們很好奇的詢問,為什麼臺灣的民眾會自動的排隊上公車及搭乘捷運,是怎樣做到的(如何透過公民教育達到)?民眾自動排隊上公車及搭乘捷運;搭乘捷運電扶梯時自動靠右,讓出左邊,給走電扶梯的人使用,這些已經成為大家的習慣,在中國人士看來這是公民教育成功的範例。我們回答:「因為大家覺得這樣是好的,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這樣做。」也許是學校教師教育學生的結果,也可能是捷運及公車的班次很密集頻繁所致,或是大家有秩序地排隊的氛圍,讓大家去遵守這項規則。
 
其實在早期的臺灣,民眾也不是這樣很遵守規矩,是到了最近這一、二十年來,大家才養成這樣的好習慣。可見公民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樣,它的成效是需要等待的,不是一蹴可幾,尤其是學習成效需要經過內化之後,再外顯在行為上的教學。
 
其次,談到基金會採用美國公民教育中心的教材的原因,介紹基金會除了出版公民行動方案(Project Citizen)外,也翻譯出版了一系列「民主基礎系列教材」(Foundations of Democracy),以取代90年代官方所出版,內容偏重記憶,強調行為可能構成何種犯罪的法治教育教材。他們感嘆的說:「縱使這些學生具備了公民行動方案中的能力,卻沒有機會在中國社會中運用。」鼓勵他們,當學生具備了一定的公民素養後,遇到機會來了,就可能促成社會的改造。

此次會議,聽聞幾位出席人員的發言,發現兩岸的社會遇到許多相同的問題。例如:升學主義掛帥(中國社會稱之為應試教育),一切教學以應付升學考試為重,忽視考試以外課程的重要性;大量的學習內容,使得學生學習動機很快就耗盡;少子化的社會及一胎化政策,導致父母親對小孩的過於寵愛,在下一代的身上,已經看不到上一代的勤奮與挫折容忍力,這些問題都考驗著兩岸政府教育當局的智慧與決心,也是公民行動方案非常好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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