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平台公共性的教育啟示
作者：林佳範
當學生走上街
網路世界透過平台的方式，讓多數人不管認識與否或距離上限制，開啟許多資訊與意見分享或互動的可能性，甚至共同完成資訊的提供、意見的凝聚、資金的募集、人力的動員等等，超越過去在社會行動上的時空限制，縱使是在所謂虛擬的空間，但其能形成社會改變所不可忽視的真實力量，是無庸置疑的。從民主公民教育的角度，其所開啟的公共性與學習空間，絕對超過學校或教室所能給予的範圍；這次高中生參與課綱微調的爭議，便證實了這樣的趨勢；在議題上，就算是課堂上不會教到或討論到，學生所抗爭者，已非切身相關的髮禁或制服的議題，而是本來應該是所謂「大人」、甚至是所謂「專業」所決定之課綱議題；在行動上，學生所挑戰者，已非學校的學務處而是主管全國教育事務的教育部；在效果上，其已不是學校規定之改變與否，而是造成政策的改變，至少允許新舊課綱的併行或制度的檢討等等。
換言之，當學生都已走上街頭抗爭教育部的洗腦課綱，其透過網路平台所給予的學習機會，不管在公共議題的掌握上、社會行動的資源上、論述的形成上、行動策略的擬定上等等，在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必須面對資訊的判斷、策略的評估、人員的動員等等審議與互動，都已遠超過學校的民主公民教育，那我們在學校教室內的教學，仍停留在課本的講授應付考試嗎？簡單講，學生透過網路平台的社會行動下的做中學；公共性或社會運動已不是課本中的敘述，而是實際上在網路世界中的互動與交流；其已非考試題目的問答或個人成績的滿足，而是針對實際社會議題，眾志成城的集體性力量展現。學生透過網路平台所開啟的公共性，已在學習與實踐民主公民教育，不管老師在學校或教室內有沒有教，其更不在乎考試會不會考，而是質疑民主的價值，是否已被黑箱課綱所出賣！
多元、鬆綁、信任
我國的教育體制，不管是否透過所謂教改的「鬆綁」，而朝向民主化的國民教育權理念，希望將權力下放地方與學校且教育政策的形成能開放多元的參與，然而其實，升學的幽靈，仍不斷地纏繞著教育現場，透過考試與成績的排名，其所彰顯的仍不脫傳統個人的功成名就的「私民」意識形態，很難營造所謂的公共性或民主的「公民」理念。其往往以考試或升學之名，以父權的保護與指導之心態，來剝奪與排除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關心，除貶抑其主體性外，更達到服從權威之社會控制目的。在學校即將開學之際，針對學生的反黑箱抗爭行動的後續，教育當局已傳出要求高中校長對學生進行所謂「輔導」，即是相同心態的展現，而仍未能正視網路平台所開啟的公民參與和民主公民教育的可能性。
簡單講，就民主公民教育而言，學生已走在學校與教育當局前面，其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認為可以乖乖地被「輔導」，特別是不要被「洗腦」已是抗爭的口號，教育所賴以為基礎之信任關係已破壞。教育當局或學校首先應該做的，是重新贏得學生的信任或修補已被質疑之正當性與合法性基礎，否則很難有道德的正當性，以教育之名來要求學生聽從其命令或接受其輔導。特別是法院都已質疑教育當局在資訊公開的合法性，其本身若不遵守法院之判決，其要如何去推動所謂法治教育；當其被質疑作業過程的黑箱，其該如何繼續推動民主教育？！因此，教育當局應該認識到，這已不是單純的政策改變的問題而已，更在於作為最高的教育行政單位，其權威之合法與正當性，特別是教育的道德正當性被質疑；對學校與教師而言，這已不是單純的校園內之學生行為或學習問題，反而是學校或老師如何捍衛與堅持教育之中立性，抵抗政治黑手進入校園的教育專業性考驗。不是學生需要輔導，反而是教育當局與學校或老師本身要檢討，否則教育信任關係難以恢復。
公共性
此外，就教育理念而言，網路平台的公共性，更開啟我們思索如何因應價值多元與資訊爆炸的數位新考驗：當學生透過智慧型手機，可以找出比教科書或老師所提供的資訊更多元與豐富的內容，甚至挑戰學校或教師的課程與教學，不管是在價值上、豐富度上、聲光效果上、甚至標準答案上。老師與學校若不面對這個挑戰，學生上課不聽講而寧可上網，就不是單純沒收手機的行為處罰問題，而是教育體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若學生上網學到的東西比上課多且更有效，那為何還要上學與聽課？如前所揭示，此次的高中生抗議黑箱課綱的社會行動，已遠超過學校或教室裡的民主公民教育，教育當局或學校和老師的民主法治理念或社會行動力，可能都比不上學生，講得更直白一點，我們憑甚麼來教育學生？
網路平台的公共性，或許可以提供其本身所造成的價值多元與資訊爆炸數位新考驗之教育理念方向，若無法挑戰其影響力或許反過來向其學習，並找出學校教師的優勢，才可能化阻力為助力，豐富學校與教師作為重要學習機制的地位，才能避免被網路所取代：
老師不是真理與答案的提供者
第一、學習與創意一樣，需建立在公共性，允許自由與開放的平台，平等的參與和共同檢視各種知識與真理主張。競爭與考試不會提升競爭力，無法提供知識經濟時代所仰賴之創造力，學校與教師所能提供的學習場域，若僅是考試與競爭，不僅從民主公民教育角度，不僅無法培育出關心公共事務之公民，從創意思考所仰賴之學習公共性而言，更是背道而馳。換言之，不僅學校或教室事務之公共性，必須開放與允許學生的參與，做中學民主社會的規範運作；就學習本身而言，更須體認其公共性：真理的追求或知識的學習，不是僅是個人內心的心理歷程，其更是建立在語言使用過程，所不可避免的公共性或社會性。教學如何進行而不被質疑是在「洗腦」，若繼續以上對下的灌輸所謂的「知識」或「真理」，或改以另一種模式：教師雖以問題引導學生，但其開放和學生共同地來面對各種質問或主張。答案必然是後者，蓋其允許公共性的檢視與討論。老師不是真理與答案的提供者，就像網路的平台一樣，開放學生與老師共同地檢視各種的知識與真理主張，而經過如此審議之過程的知識或真理主張，亦願意開放被不斷地檢視或接受新的主張，學習與創意才能展現無限的可能。
公共審議
第二、教師建立課室作為知識與真理主張之追求平台，透過共同審議的過程，協助凝聚公共的意見與意志，共同完成學習的公共性。網路平台，除能提供不同的意見或資訊的交流平台以外，亦能透過公共的審議程序，凝聚出更完整與一致的共同答案，或沒有一致的答案但至少能呈現共同審議之努力。老師或同學透過問題的提出，開放各種不同的主張，且共同審議各種主張的合理性，最後凝聚出公共的意見與意志，即完成學習的公共性。換言之，在沒有標準答案或質疑被洗腦的價值與資訊多元數位時代，真理或知識主張的共識，很難以上對下之一言堂方式被接受，唯有透過共同的民主審議過程，經過共同的認可下一起完成共同的意見、主張或答案。這樣的學習歷程與成果，都是共同完成，才有公共性。甚至，最後無法凝聚出一致性的答案，但最後仍能呈現共同討論之成果，將共同審議之過程中各種不同意見呈現，即表現出民主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仍能維持不是一言堂的公共性，且能珍視差異與獨特性與鼓勵創意的可能性。
言教、身教、境教
第三、教室或學校裡教師所建立的學習平台，提供更直接與立即的超出語言的面對面互動可能性，或許是和網路平台最大的不同，而溝通所需要之信賴感，可以更直接與當下的被檢視。以男女的追求為例，若有誤會產生，必定力求當面解釋，而不會僅依賴書信之往返。實際的當面互動，絕對不僅有語言的層面，更有眼神或其他肢體語言等，其所傳遞的訊息，必然是更豐富與完整。換言之，就情緒與情感之感染力或感受力，絕對比透過網路的溝通與互動過程。網路不可否認提供人與人更多超越時空限制的人際互動的可能性，且就資訊或知識之提供而言，其所提供的量或內容的豐富性，絕對超過學校或教師所能提供的學習機會，但其是否已能取代教室或學校的教師，就教育或學習若不局限於單純的理知層面，而亦包括情意與情感層面，或實際的學習社群所營造的社群感動力，往往是網路社群仍無法取代者。如教育理論常提到教育的全面性，教育即絕對不是只有言教，在身教與境教上也很重要；甚至在課程的理論，也提到正式課程外，也仍有非正式或潛在課程的面向；這些理論都提醒我們，教育決不限於語言過程中的理知與邏輯，雖然這過程本身對於認知與學習很重要，但並非是充分的條件；網路提供更多的知識或資訊的學習機會，但學校或老師仍可扮演重要的促進學生學習的角色。
使教學成為網路平台公共性的實踐者
網路平台所開展出的公共學習與社會行動的力量，正以不同的形態，挑戰我們既有的社會關係；在政治上，去年的318太陽花學運，展現新世代的網路動員的社會行動力，已擋下兩岸的服貿協議，甚至在1129的地方選舉，打破過去的藍綠的政治分野與版圖組成；在教育行政上，今年暑假高中生的反黑箱課綱微調，其所展現的影響力，已非僅是課綱政策的改變問題，更直接挑戰教育當局的合法性與其教育關係的道德正當性。甚至，針對其在課堂上所必須學習的內容提出「反洗腦」的訴求，更直接挑戰著知識與學習的公共性本身，必須在教育理念上被檢討；學校教師的教學，不僅在內容上被網路內容的豐富與多樣性被挑戰，更在形式上以上對下的灌輸方式，不再被理所當然地被接受；透過網路的使用，學生已習慣網路的公共性，不是任何一個人說了算數，而是每一個真理與知識主張必須公開且平等地被檢視。
老師要能學習展現網路平台的公共性，或許是如何因應價值多元與資訊爆炸的數位新考驗挑戰的第一步，即不再視自己為知識與真理的提供者，而是建立一個平台允許各種知識與真理主張的匯集，且與學生共同地檢視這些主張的合理性基礎，成為是共同尋找答案的參與者，使教學成為網路平台公共性的實踐者。這樣的公共性，也在落實民主社會所珍視的自由、平等、包容、多元、差異等重要價值，也許更需要在教育本身的過程中落實，是高中生反黑箱課綱的重要教育啟示。
